曹景行：我经历的电视新闻“直播”

九月二十三日秋分，咱们中国农民第一个“丰收节”，早上六点多我就出门去上海电视台。中午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：“好久没做连续两个半小时的直播，只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好看又好玩。有观众留言问东西哪儿可买到，是给我们点赞哪！”

这两个半小时挺过瘾，在我看来直播就应该这样。早上到了化妆间见到何婕，才知道就我们两人进演播厅，她主持，我评论。原定两小时，因为各地提供的片子内容丰富，加上记者现场连线，临时决定增加半个小时，《东方卫视》八点半开始直播。

或许因为我早年当过知青干过农活，这些年做新闻评论时对“三农”新闻一直很关注，有机会不时去乡下看看、听听，还多次参加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。何婕与我是浙江兰溪同乡，在农村长大。直播中我们聊起乡村的话题，一下就兴奋起来；原来拟定了四段穿插交谈时间，最后增加到了八九段，加上最后的收尾总结，内容都相当实在。

我一直认为直播是电视新闻的“最高境界”，主要就在现场的不可控。那种事前把每分每秒都安排得死死的，还要层层审阅，到时只是照着本子“上演”，其实算不上新闻直播。即使像这次“丰收节”直播准备算是充足，到时还是需要应变各种状况。

评论在直播中起了时间的“松紧带”作用，随时可以填补空档，衔接上下环节。评论也必须根据直播内容的推进和新的变动，及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信息，起到丰富和深化之效，有时更可画龙点睛。如何临场发挥，就看评论员平日的功底了。

这次直播对我还有特殊意义。今年正是我做电视新闻节目二十年，也是直播新闻评论二十年。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，我当总编的香港中天新闻频道做了通宵独家直播报道。但我自己从幕后转到台前，还是进了凤凰卫视之后。当时的凤凰卫视初创未久，一切都可以尝试，做人家没做过或不敢做的事情，包括即时新闻评论。最早一次是1998年3月北京“两会”报道，那时我连聘用合同还没签，就被推进演播室做评论，穿插在“两会”新闻特别节目中，每晚五分钟直播。

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是第一次，对于电视新闻来说也可能是第一次。背后的原因还是资源实在贫乏，增加我的五分钟“口水”，或许让我们的“两会”专题显得不那么单薄吧。题目我自己定，说什么也自己考虑，没有任何限制当然也没人帮你。好在我在平面媒体上写了十来年的新闻评论，就看如何用声音来表达。我不怎么怕镜头，就是对着灯光眨眼多了，内心还是有点紧张。

那年夏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访问中国期间，我们先后做了八次直播，也第一次有意识地安排我同主持人一起“撑”场面，第一次感受到现场评论成了很有用的“松紧带”。像克林顿专机飞抵咸阳机场，停机坪前欢迎仪式准备就绪，但机门久久没有打开。如果只是杨澜或陈鲁豫一人独白，很难维持太久。现在可以两人对谈，多聊聊他们到访的背景，美中可能触及的话题……直播气氛就好许多，内容也丰富许多。

最后一场直播克林顿到香港开的记者会，美方把香港本地记者和内地记者都安排在边缘位置，而且不给一次提问机会。结束时我对美方目中无人的做法给予评论：“克林顿的这场记者会好像是在白宫举行的，而不是在香港！”

当晚焦晃老师从上海传来一句话：“你应该就这样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。”太高兴了，这是我上电视后第一次得到观众的肯定。而且他上一次见到我时我可能才十岁出头，他居然还能认出、还能记得。

后来，新闻直播加评论成为我们的常规，尤其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。1999年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、2000年的台湾选举、2001年的南海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“9·11事件”，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……我们还发现，直播不仅能对新闻事件最快做出反应，而且还能够大幅降低运作成本。由此又萌发出新的节目形态即新闻评论，其重要性和盈利能力很快就超过新闻节目本身。

随时准备直播成为我们的职业习惯。像“9·11事件”发生时我已下班回家，听到最初的报道马上打车返回电视台，一路打电话了解最新情况。其他同事不用通知也都赶了回来，有的主持人穿着汗衫短裤就坐上主播台。说直播是做电视新闻的“最高境界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如此经历人生能有几回！

时间最长的直播要数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那次。报道的主场本来安排在莫斯科，因故临时转回香港，留守总部的我们只能仓促上阵，两组人员轮流，从早到晚坚持了十二个小时，第二天晚上又直播了六个小时的专题。我同陈晓楠一组，发现直播开始前她就不吃也不喝，直播中也不上洗手间。她说吃了东西上节目会妨碍思路，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看、听和讲上面，难怪被同事谑称“铁打的”。

直播也会有有趣的小插曲。北京申奥成功，全国欢腾，我们直播也在相互拥抱中结束。后来有观众特地问我：“电视上看见吴小莉对你张开双臂，你却转过身去，为什么？”——不为什么，我转身去取放在脚下的酒瓶；怕台里没有准备，我早上带了一瓶两公升装的澳洲红酒，那时派上用场了。

新闻直播最痛心的记忆，一定是大灾大难、战火腾起时同前方记者连线对话，结束时除了叮嘱他们注意自身安全，会感到自己帮不上一丁点忙，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伤。再有就是直播中出了无法弥补的差错。记得十多年前曾有几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被极端势力绑架，下午突然收到外电报道说巴军方开始武力解救人质，而且已经救出一位。

我们立即开始直播，导播接上了那位工程师山东家中的电话，主持人把外电所讲的告诉了他的父亲，老人当然十分高兴激动，连连表示感谢祖国。但没过多久又有更新的消息，那位工程师实际上已中枪死亡。直播结束后，年轻的女主持人为此痛哭不已，尽管很难说是她的责任。

最近十年，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也加入了评论，包括直播。在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中国之声》特邀评论员那三年中，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大直播：2009年的国庆节阅兵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的全国哀悼。哀悼日那天全国停止娱乐，所有广播频率都并机直播，我们的声音覆盖了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。

未来新闻直播又将如何？我期待5G时代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刺激，电视新闻频道甚至平面媒体都可能转变为内容极为丰富、成本大为降低的新闻直播平台。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，不论记者还是评论员，不论年轻的还是资深的，不论原来是传统媒体的还是新媒体的，不论原来是电视台、电台的还是报纸杂志的，都将到新闻现场拿着手机做直播。那一定是未来整个新闻事业的“最高境界”，今天已隐约能见雏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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